《周易》推理的基本方法
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这两部古籍中，记录有二十二个筮例。从这些具体生动的占筮故事中，我们可以明确知道《周易》的推理方法有三种。
第一种是“据象推理”。这是按照取象比类规则，通过对卦象的分析，推断事物情况吉凶祸福的一种基本方法。
在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的二十二个占筮记录中，有四例运用了这一方法。其中，《左传》记有三例，有两例是直接援引相关卦象决疑解难。其中一例这样记道：“昭公元年，晋侯求医于秦，秦伯使医和视之，曰：‘疾不可为也，是谓近女色，疾如蛊。’赵孟曰：‘何谓蛊？’对曰：‘淫溺惑乱之所生也。于文皿虫为蛊，谷之飞亦为蛊；在《周易》女惑男、风落山谓之《蛊》，皆同物也。’”
《蛊》的下卦“巽”为长女，为风；上卦“艮”为少男，为山。所以，这一重卦象征长女诱惑少男，又象征风将山木树叶吹落的萧瑟景象。医和通过对《蛊》卦卦象上、下经卦之间关系的分析，类比晋侯所患的淫溺惑乱之症非药力可救。
第二种是“据辞推理”。这是通过对卦辞爻辞的例说分析，类推事物情况吉凶祸福的一种基本方法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的二十二个占噬记录中，有八例运用了这一方法。其中最典型的一例，是发生在昭公二十九年的一个记载：“秋，龙见于绛郊，魏献子问于蔡墨，…对曰：‘…龙水物也，水官弃矣，故龙不生得，不然《周易》有之，在乾之姤曰：潜龙勿用。其同人曰：见龙在田。其大有曰：飞龙在天。其夬曰：亢龙有悔。其坤曰：见群龙无首，吉。坤之剥曰：龙战于野。若不朝夕见，谁能物之。…’”
据说有人在绛郊之地见到了龙，魏献子有疑，遂请教于蔡墨。蔡墨便直接援引《周易》中有关龙的叙述，以证明古代确有龙的存在。“潜龙勿用”、“见龙在田”、“飞龙在天”、“亢龙有悔”、“见群龙无首，吉”、“龙战于野”，分别是《乾》卦初九、九二、九五、上九、用九之辞，以及《坤》卦上六爻辞。这大概是古人博引爻辞论证某一观点的最典型例子。
第三是“象辞结合推理”。这是将卦象与卦辞爻辞结合起来作为根据，对事物情况作出判定的推理方法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中，运用这一方法进行推理的筮例最多。在这类推理中，有将卦象与卦名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推论的方法，有将卦象与卦辞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推论的方法，也有将卦象与爻辞结合互证的方法。例如，《国语·晋语》中有一筮例记载道：
十月，惠公卒。十二月，秦伯纳公子。……董因迎公于河。公问焉，曰：“吾其济乎？”对曰：“……臣筮之。”得《泰》之八，曰：“是谓天地配，‘亨，小往大来。’今及之矣，可不济之有！……
董因替重返家园的晋国公子重耳占了一卦，遇《泰》卦。于是，董因先分析卦象：该卦上坤下乾，坤为地，乾为天，天往上而地往下，因而天地相交，万物生成，是一个天地相配的卦象。接着，董因又引述卦辞“亨，小往大来”，判断重耳受排挤迫害的流亡时代已经结束，万事亨通、施展抱负的时代已经来临，鼓励重耳及时返归家园。
《周易》的推理方法，虽然可以清楚地划分为以上三种类型，但是由于对卦象分析的多元性，名辞解释的歧义性，以及人们对周围环境观察分析的片面性，对占筮技巧的熟练性，还有当事人在主观意志等心理方面的种种因素，对于同一个卦，往往会进行不同的分析，作出不同的判断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记有这样一则筮例：
齐棠公之妻，东郭偃之姊也。东郭堰臣崔武子。棠公死，偃御武子以吊焉，见棠姜而美之，使偃取之。偃曰：“男女辨姓，今君出自丁，臣出自桓，不可。”武子筮之，遇《困》之《大过》。史皆曰：“吉。”示陈文子，文子曰：“夫从风，风陨妻，不可娶也。且其繇曰：‘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。’困于石，往不济也；据于蒺藜，所持伤也；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，无以归也。”崔武子曰：“嫠也何害！先夫当之矣。”遂取之。
演卦遇《困》之《大过》，本卦第三爻由阴变阳。史官都以本卦卦象为下坎上兑，即中男追求少女之象而称“吉”。史官的推断虽以本卦卦象为据，却不符合变爻规则，有奉承崔武子之嫌。耿直的陈文子先按《困》的下卦坎变为巽而成为《大过》，象征风吹泽而有损妻之象，故不能娶棠姜。接着，又按变爻规则，取本卦六三爻辞为根据，进一步断定娶棠姜于崔武子不利。然而，崔武子主意早定，占筮只是摆个样子。他在占筮于己不利的情况下，强词夺理：即便不吉利，也早已由棠姜前夫齐棠公所承担。
由此可见，在决疑解难时，因为种种主观心理因素的干扰，正常的推断并不一定都能被人接受。当然，占断的争议性，大多来自于占筮之后对相应的卦象或卦辞爻辞的不同解释。同样以占遇《困》之《大过》为例：清代学者纪晓岚少年赴乡试时，老师为他占了一卦，也是遇《困》之《大过》。根据变爻规则，以本卦变爻辞占断吉凶。老师以为“凶”，劝其下次再应考。纪晓岚却不以为然，理由是：自己少年尚未娶妻，何来“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？”。他根据爻辞中的“困于石”判断：此番乡试能中举，只是有可能不如一位姓石或名字中有“石”的人。应试的结果，少年纪晓岚果然名列第二，解元头衔为一名姓石的人所得。
纪晓岚师徒这种分歧，古已有之。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因而将占断者分为“直占”与“巧占”两种。纪晓岚的老师不分析实际情况依辞而断，当属“直占”；少年纪晓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灵活解读爻辞，属于典型的“巧占”。
这一则流传了二百多年的故事告诉我们：《周易》推理的有效性，不仅在于了解和掌握推理方法，还与占断者的智慧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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